哈尔滨一名小学生因父母偷看他的日记，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，告了老爸老妈。此一消息，被具有极强职业敏感性的新闻工作者捕捉到，著文《权利意识的觉醒》（载于７月１０日的《光明日报》），认为这名小学生的举动“是一种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”，“具有开先河意义”。从法律上讲，孩子为维权而状告父母，是正当的诉求。但是看待这个问题，除了法律视角外，还应有“非法律”角度。解决这类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私权纠纷，最好采用别的办法。

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“最后一道防线”。正因为其为“最后”，决定了它对解决争端独具的权威性，同时也决定了它“冷酷无情”的纯理性。一旦到了“最后”，道德的情感的力量便黯然失色。司法裁决对胜者来说，既有所得也有所失。不到彻底撕破脸皮的程度，一般人不会去打官司。只要用“非诉讼”的软办法能解决问题，谁也不愿意对簿公堂。解决矛盾的机制有多种，又各有优势和局限。一般来讲，人都是着眼于损失最小、收益最大来选择解决争端的途径。当这条道不通那条路也不畅之时，才破釜沉舟，求助于司法。但司法不是万应药方，而且成本也太大，所以人们寻求司法救助，总是思虑再三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是的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的切实保护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。但是，主张权利不一定非打官司。亲戚朋友劝解，可能在不太伤害双方感情的情况下解决问题；民间调解，既方便又及时，解决了矛盾还较少留下后遗症；仲裁机构的裁决，效率较高，也能做到公正；基层组织出面斡旋，批评教育，也挺有效。如是等等。当这些全不见效的时候，“最后”再去找司法。当然，选择哪种或哪几种解决办法，是个人的权利。只要你愿意，一有事儿就找司法机关，别的一概不理不睬不信不服，那谁也说不出什么。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伦理观念，有些国家法律多如牛毛，官司多得难以数计。我们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与他们不同，因此不必盲目学人家，动不动就打官司告状。美国人为针尖儿大的事儿动辄诉讼公堂，一来二去，使许多人患上了诉讼恐惧症，因为你告人家，反过来人家也可告你，弄得大家提心吊胆，防不胜防，惟恐冷不防官司缠身。

司法的魅力在于它的“最后”角色，别的解决争端机制失灵或不足以给受侵害者以合理救济时，它才粉墨登场，大显神通，作最终的了断。它不可能消弭所有社会矛盾，也无法包打天下代替所有手段。所谓的“司法万能”是不存在的，我们敬畏司法，维护司法权威，但不能搞司法崇拜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随着历史的演化，家庭关系也不断地变化。因为家庭与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有关，所以任何一个社会都关注家庭关系的稳定。处理家庭关系的纠纷，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闹上法庭。在一个家庭中，夫妻反目，法庭上见分晓，意味着最大可能是分道扬镳；兄弟同室操戈，诉诸法律，十之八九要分家；子女和父母翻脸，打官司告状，轻者伤害亲情，重者断绝关系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家和万事兴”。所以，不应提倡家庭成员闹点矛盾，就采取“最后”办法——打官司。但愿哈尔滨那个家庭不要因为蒙童状告老子而产生负面效果，孩子应在权利保护下茁壮成长，长辈则在履行抚养义务的同时尽享天伦之乐。据说，通过派出所民警做工作，那名小学生与父母“达成了谅解”，这很好！